这些年，在我们熟悉的地方大小报刊专栏文章中，《小舒小唱》大约算是最持久也最叫座的品牌之一。那年《贵州商报》创刊，不久，在版面上便出现这个个人署名的栏目，名称很轻松，文字很灵动，很快就引来业内同仁和社会读者的一片叫好声。连我这个退休老头儿也跟着年轻人一道，成了小舒“唱座”的常客。后来，终于见到作者，她名舒畅，一个二十来岁初出茅庐的黄毛姑娘，见人略显腼腆，样子很秀气，不多言，低调。我才知所谓“文如其人”，从外表看倒不一定。小舒真不像她的“小唱”那么神采飞扬。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常看爱看她的“小唱”。前几天，忽然接到她的电话，说是《小舒小唱》要结集出版，想让我写序。过两天，我收到小舒的一叠书稿复印件，并附浅红色小方笺写的短信，称：“这本书收集的主要是平时发在《贵州商报》和博客里的文章，有随笔，有游记，还有几篇人物专访。书名暂定《小舒小唱》，分为五个部分，即‘小舒小唱’、‘他们’、‘我的追球’、‘东游西逛’和‘这个地方’。我从每个部分里各挑出几篇给您过目，十分感谢！”记得，我从未见到她的字迹，字写得非常娟秀工整。

　　没想到，读了这些校样之后，我发现与平时分散零星阅读的感觉有很大不同。原先的印象是，“小唱”很调侃，在幽默中常见机智，语言时尚，生活味浓，有时甚至有点玩世不恭。这次比较全面地接触了“小唱”不同类别的文本，才发现“小唱”有着它的另一面，即与我老印象不同的深层面。

　　最令人感动的是我窥见了小舒心灵深处的忧思。其实，她并非我们老年人印象中少不更事的只知嘻嘻哈哈逗趣的人，也不是火辣辣地“唯我独醒”的愤世嫉俗的作秀者。不大的年纪，似乎已参悟不少世事，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深沉。我与她从未有过思想交流，但从现有文稿看，才知我与她有代沟，真不了解年轻人。您看，小舒写人物专访，专写那些被浮华社会边缘化的底层弱者。《阳光何时栖落我肩头》，这题目就很冲击人，她替不幸的一个小学女孩发出内心呼喊。《用书填满日子》，展现闹市区隐匿在破旧不堪房子里的一对父子，就着遍体鳞伤的方桌上暗得可怜的小台灯的光，认真又满足地叹着：“读读书，写写字，每天就好过多了。”一个迎着朝霞的当红记者，满眼不是鲜花锦簇，不是高踞在几十层新闻大楼里悠游于方格间的快活女秀才，心中隐藏着多么可贵的良知与对社会的臧否。

　　我还发现这个敏感的年轻人细腻的生活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她对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有着真挚的爱。《这个地方》这个分题，大约是写地域文化的。她善于发现，善于挖掘。《舌尖上的极致》是别开生面的饮食文化散文，真是写到“极致”了。竟从极不显眼、极不够格登大雅之堂的小小“蘸水”做出绝妙文章。写贵州人“昏天黑地的吃香喝辣”，写“蘸水是贵州风味中的神来之笔”，写出贵州文化的灵气；写贵州人散淡自如的性情，进而写贵州人以不变应对万变的世界。作者笔下不仅包含着对贵州群山一样雄奇险峻文化的赞美，也隐含着对贵州人文生态环境中某些过于逍遥缓慢节奏的焦虑。《“撮泰吉”：傩戏千年的守望》，也有新意，看出她写地方文化往往不落俗套。

　　我建议，习惯于读鲁迅杂文的我辈老年人，不妨读读小舒《我没“八字”我怕谁》、《电梯》、《手机在包里，路在脚下》一类随笔。年轻人的语境当然与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一类传统杂文大不同。文笔新潮而抒发胸中块垒并不浅白，运思技巧也有妙处。这里，我忽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经读到北京某大报副刊一篇杂文《宿命论的沉渣泛起》，当时深感此文一味谴责社会上的愚夫愚妇，不够公道。于是另写了一篇《宿命论为何沉渣泛起》，指出把鞭子总是打在平头百姓身上，而不拷问社会现象的根源与当局者的责任，是舍本逐末。我在那篇小文中引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此刻，读到《我没“八字”我怕谁》，我叫绝了，才觉自己自愧弗如。(现在看来，把“宿命论”都说是“沉渣”，恐怕也有失笼统。)深刻的道理，不见得都要用理性语言才能说清楚。小舒以文学笔触，在轻松谈笑间，却透出多少心酸与无奈。这不是自唱自嘲，而是唱出当今世间多少人的心境。“八字”，难道不就是无助人们所需要的“幻想”吗？《电梯》一文，我读时忍不住笑出声来。它活脱脱地托出时下人际关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读这些文字，我有点伤感，想不到鲁迅杂文竟如此不能“速朽”，在新的仍需杂文的时代，又被年轻人无意识地变换表现手法继承着。

　　小舒年轻，也不算年轻。中国新闻界巨擘范长江写《中国的西北角》时还不到三十岁。1991年我国专设了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新闻奖，作为奖励优秀中青年记者的最高荣誉奖，而范长江一生堪称不朽的事业，特别是新闻事业，主要就在那短短的四个年头里，其后并未曾超越年轻时的那四年，这是发人深思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而规律则是普遍的。有出息的记者编辑最需要的不一定是十年几十年的资历，也不一定要在意于披红戴花，热热闹闹，春风得意，最需要的是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良知。童心往往比自以为“手握真理”更重要。梁启超为晚清变法先驱者贵阳人李端棻写墓志铭曾引用李的一句话：“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鲁迅针对世人批评刘半农浅，在《忆刘半农君》中写道：“不错，半农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后来，刘半农渐渐据了要津，却瞧不起年轻人的浅。鲁迅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即使浅罢，却对中国更为有益”。在这篇序言结束前，我不嫌过多抄书，愿以梁启超、鲁迅的话，抄赠小舒，祝她永远年轻，“小唱”常唱常新，深层面也好，浅层次也好，总之要真。不要重复我们老一代报人曾经有过的曲折与遗憾。来日方长，祝小舒走得更舒畅！

　　(作者系贵州日报原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