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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的传媒业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早在2003年,中央两办联合发出通知,对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泛滥和改进党报党刊发行等提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又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这明确地告诉人们:报业也转入了市场经济。面对扑面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报业竞争日益激烈,地市报更是被抛到了“风口浪尖”上。站在全国“一盘棋”的视角来观察与分析,当今地市报的生存空间主要受到了省级同质媒体、异质媒体(广播、电视、网络等)以及区域外和国外媒体三方力量的冲击。
全国地市报如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市报就更是难以生存。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该地区的报纸至少也受到了上述前两项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受“党报”所限,导致内容僵化呆板、时效性差;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导致发行渠道不畅、发行量小;各报社多沿袭过去的机关管理模式,人才匮乏、内部资源难以整合,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受商业化趋利性和“重城市轻农村”意识影响,导致广大农村传媒市场闲置等,这些才是造成当前报纸在湘鄂渝黔边区传媒群体中“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一、报纸内容呆板,时效性差
1.可读性差。在湘鄂渝黔边区,各地州市区基本上除了一份党报外就是一份电视报。长期以来,党报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板着面孔说教,违背“三贴近”原则。这种欠缺,使得本应与基层读者、基层生活及地区实际贴得最近的地市党报与之产生了一定距离,进而影响到广告的投放与报纸的发行。湘鄂渝黔边区的地市报虽然有本土优势,甚至得到地方政府在财政等各方面的支持,但也受地方束缚严重,特别是在用人用稿上受到太多限制,因此报纸的可读性差。电视报因为多数已经走向市场,所以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较党报要活泼。但比起域外的都市报、晨报、晚报来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然,近年来湘鄂渝黔边区各地州市区报社开始对报纸进行改革,但由于“党性”所限,他们只好将报纸一分为二,除正版的党报外又搞起了晚报版或晚报,如湘西州的《团结报·晚报版》、恩施州的《恩施晚报》等。这些晚报版或晚报的内容与形式与党报版相比,倒是有了几分生气和活泼。
2.时效性差。报业竞争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争”新闻时效。湘鄂渝黔边区地市党报运行机制几十年不变,队伍结构老化,自身先天不足、后天乏力,在激烈竞争中处于劣势。电视报是后起之秀,经营管理基本上顺应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但因出版周期长,因而时效性差。电视、电台、网络等媒体都有自己的时效优势,当天的新闻当天就能传播。电视甚至还能做到现场直播或字幕信息滚动直播。速度更快的因特网也开始走进千家万户,边区各地州市区党报由于审稿手续繁多,加上制作程序相对繁琐,交通不便,所以穷其全力最快也是“昨日新闻”。电视报多是周报,其速度更无法与异质媒体相比。
二、报纸发行渠道不畅,
发行量不高
目前报纸发行不外乎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邮局发行,二是自办发行。在湘鄂渝黔边区内出版的报纸,基本上就是两种,一是党报,二是电视报。前者是通过邮局发行,后者是自办发行。本来,这两种发行渠道互为补充,应该不错。但这里有两个因素使得报纸发行仍然困难重重。一是自然因素:由于边区境内崇山峻岭,重峦叠嶂,交通极为不便,给邮局投递造成了较大困难,报纸很难及时送到读者手中;二是经济文化因素:这里经济相对落后,人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因此,读者自费订阅报纸的积极性不高,到城里报摊上自掏腰包买报纸的人也不多,即使有人买,也多是买域外来的都市报、晚报等。因此,报纸特别是党报主要是靠行政指令公费摊派来发行。
据一份资料统计,我国报刊通过强制公款征订部分资金约占发行市场规模的38—50%之间。而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在湘鄂渝黔边区,公款征订报纸的比例约在60—85%之间,党报的比例更高。从近几年全国地市级党报的发行情况来看,边区以外地区也绝大部分依赖行政指令。
因此,湘鄂渝黔边地市报的发行量都不高,以湘西州为例,全州总人口268.65万人,可该州的主要报纸《团结报》每期发行不到3万份,平均90人才一份。而且这个发行量还多是通过行政指令、领导干预弄来的。该州的二号报纸《边城视听报》是自办发行,而且没有行政手段支持,尽管报纸内容办得相对较活,但由于刊载的内容不是本地的“旧”新闻,就是人们早在网络上读过的与当地民生无关的各种娱乐新闻,加上发行范围主要在城区,因此其发行量就更低。
三、各报社人才匮乏
1.经营管理人才匮乏。在湘鄂渝黔边区,各地州市区拥有正式刊号的报纸一般只有两份,一份党报,一份电视报。有些地区的所谓晚报或晚报版都是从党报衍生出来的,而且出版周期较长,不能算一份独立的报纸。极少数县还在坚持出县报,但没有正式刊号,只是在省相关主管部门办了个报刊资料的内部号,有些干脆就在当地办个准印证了事。报纸出版情况如此,报业经营管理也好不了多少。在各地州市区的党报社中,“一把手”或由地方党委委派,或是从新闻采编人员中改行过来,没有受过专门的经营管理训练,虽有熟悉新闻业务的优势,但由于缺乏企业战略眼光和规划能力,缺乏财务、营销和管理方面的技巧,缺乏驾驭媒体走向市场的本领,不能很好地处理新闻与媒介经营之间的关系。经营管理人才的不足,是边区各报社面临的十分严峻的问题。
2.专业人员知识老化。不能说边区地州市区党报的专业人员素质低,而是多年来办党报的思维形成了固有的定式,而这种思维定式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现在的专业人员需要有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而边区各党报社的专业人员多数是通过计划形式进入报社的,一旦进入,无论工作水平与工作业绩怎样,直至终老。用人制度的陈旧与全国报纸发展的步伐极不相称。虽然有些报社近年来在用人制度方面开始改革,但力度并不大。这一方面使原有的人才逐步出现知识老化和创造性钝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又使真正的优秀专业人才无法及时流入报社。再加上区位劣势的影响,因此,边区地州市党报的优秀专业人员也是极其匮乏的。
四、农村市场闲置
在中国报业整体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广大农村报业市场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湘鄂渝黔边区的农村市场情况则更令人担忧。通过抽样调查发现,报纸在边区农村传媒市场中的占有率只有城市市场的20%左右,而农村人口却在边区总人口中占80%左右。这一比例倒挂的根本原因有以下几点:
1.城乡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距。农村经济的相对落后限制了报纸进驻农村的步伐。以湘西州为例,城市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113.48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才1838.4元。城市人均消费支出达4022元,而农村人均生活费总支出才1597元。不言而喻,这样的经济差距,是导致报纸在农村市场占有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2.城乡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距。相对全国和各省市而言,整个边区人员的文化素质偏低,而就边区而言,城市与农村之间文化差距恐怕更大。同样以湘西州为例,在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湘西州仅有1937人,比全省的2927人少990人,比全国的3611人少1674人,分别只占全省的66.2%和全国的53.6%。湘西州的文盲人口总共有32.8万人,相当于该州一个中等县的人口总数。而低文化和文盲人口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农村。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与农村市场报纸占有率低不无关系。
3.农村长期形成的封闭性文化。这种文化特征使得农民在选择媒介种类时,更容易亲近于声画并茂的电视而疏远了相对抽象的纸质媒介。相比之下,农民对有图像有声音的电视节目更有兴趣收看,他们对此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并能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即或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没有文化都可以轻易成为电视观众。而报纸受众则不仅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而且还需要有一定的思辩能力才行。
4.报纸“重城市轻农村”的潜意识。在这种潜意识的驱使下,报纸所编发的内容农村读者不感兴趣。当然,从报纸自身来讲,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要考虑如何生存的问题,追求短期高效益是商业化背景下所有媒体无法回避的现实。湘鄂渝黔边地市报也不例外,他们只能迎合城镇读者的喜好来选择报纸内容,以固守“既有受众”。这样,贴近农村实际的信息与科学技术不但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质量上更与农民需求存在现实上和心理上的差距。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民不喜欢报纸,报社也不可能花费昂贵的代价冒险抢占农村市场。既然报纸决策层的视野不在农村,那么报纸对“三农”自然会弱化、边沿化,如此一来,在导致城乡“知识沟”扩大的同时,也扩大了报纸和农民的心理距离。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报纸自身渐渐疏离了广阔的农村市场。
综上所述,是湘鄂渝黔边区报纸在地州市区传媒群体中边缘化的几点主要原因。当然,来自区域外地区的同质媒介和异质媒介的冲击等,也是边区报纸被边缘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作者单位为湖南吉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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