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倡导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宗。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称胡适是“首举义旗”的白话文运动“急先锋”。但是，白话文的胜利并非胡适等人振臂一呼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将文学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①胡适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以及《四十自述》等文中屡屡提及近代白话文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白话文的提倡，不过是这种运动的继续发展。

　　语言(包括再现语言的文字)是人类最基本的符号体系。传播通过讯息，传者和受者之间发生意义的交换，达到互动的目的，而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近代白话文运动尤其受到维新派人士的大力推举，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白话文这一符号形式相对文言文更贴近民众，能更有效地完成维新思想在下层人民群众中的传播，白话文报刊在这场运动中诞生。

　　我国最早的报纸可以追溯到唐朝的邸报。然而邸报只在封建统治机构内部发行，它的读者以分封各地的皇族和各地政府官吏为主，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和地方上的豪绅巨贾往往也可以设法看到它的抄件。而邸报的信息是通过文言八股的文字形式来传播的，一般的庶民百姓几乎看不到邸报，即便看到，也会因生涩的文言文而却步。按照现代语言理论和福柯的话语权观点，语言不仅仅是用来交流的工具，而且是与一定的社会体系结合在一起并代表一定社会阶层的利益。在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中，文言文本身就是整个封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和上层文人阶层的利益诉求。清末，报馆增多，然而报纸多为文言文，依旧是为“读书人”办的报纸。而这一时期，从域外来的传教士所办的报刊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报刊的通俗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报道新闻，犹如说书，娓娓道来”。1872年4月创刊于上海的《申报》是一份纯商业性报纸，为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第一期的《本馆告白》称其办报宗旨为“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读者明白晓畅”，上至“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

　　此时，由于西方列强洋枪洋炮的入侵和先进科学文化的传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了长期闭关锁国带来的危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中国长期的愚民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民众的愚昧与麻木，于是维新派进一步提出要“开民智”。要开启民智，就要读书看报，也就必须解决中国长久以来“文言不合一”的局面。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②。他认为，需要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使“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③的新文体。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继承发扬了“文言合一”这一理论，“时务文体”即实践的成果。“时务报刊”的特点，用梁启超的几句话来概括，就是“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④维新派人士力图寻找一种具体的自由写作形式来打破传统古文“义法”、“家法”的束缚，实行文字和文体上的解放，以便向民众大量介绍“西学”“新学”，从而达到“开民智”、“育人才”的目的。然而，在维新派众多的报刊政论家中，并不是所有人的文章都具备“时务文体”的全部特征。“即便是梁启超，也有瑕瑜互见，有不少可议之处，如文字上的浮滥，无谓的堆砌，繁缛的铺张，复沓的排比，同时感慨惊叹的句子用得太滥，动不动就是‘呜呼哀哉’！‘耗矣哀哉’！以此来弥补内容和思想的空虚”⑤。时务文体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文言文的僵化形式，向白话文跨近了一步，但是仍有一定距离。

　　我国近代第一份白话报刊是1876年由上海申报馆出版的《民报》，这是一份以文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底层人民为读者对象的通俗小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曾对它作出如下评价：“此报的特点是用通俗文字写的，而力求使读者易于了解内涵，……只消读过两年书的华人，便能阅读此报……”⑥但是《民报》销量不大，不久便宣告停刊，并且是外商报纸，因而影响不大。

　　中国人自办的白话报刊是在戊戌维新这一时期孕育发展起来的。维新时期的白话报计有五种，即《演义白话报》、《平湖白话报》、《无锡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

　　《演义白话报》创办最早，1897年在上海创刊，该报是一份文艺报刊，它在第一号《白话报小引》中道出了白话报的宗旨：“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形式、天下大势，必须看报。想要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⑦这段话，基本反映了白话文报产生的动因，也说明了只有通过民众熟悉的口语，报纸才能真正有效地传播信息，以达到开启民智的效果。

　　《无锡白话报》影响最大，由裘可桴与其侄女裘毓芳于1898年11月在无锡创办，第5期后更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前后历时4个多月，是一份与百日维新相始终的报纸。该报创办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宣传维新变法，裘可桴在《无锡白话报》一文的开头部分就明确提出：“无古今中外，变法必自空谈起。故今日中国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⑧该报大量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生活以及西方国家的变法经验，如《俄皇彼得变法记》、《日本变法记》，这是开民智的具体措施，也是为维新变法而办报的思想体现。

　　裘可桴可算是维新时期提倡白话文并付诸实践的诸多知识分子中最为有力和最坚决的一位，他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极力主张多办白话报，他说：“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始”(《无锡白话序》)。裘直指文言文的弊端，第一次明确提出废除文言文的意见。他说：“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此文言之为害矣。”⑨在抨击文言之害的同时，他指出文字工具的基本意义，大力提倡白话：“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汾如斯矣。”⑩裘可桴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把推行白话归纳为八条好处：省日力；除骄气；免妄读；保圣教；变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他总结说：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吾今一言以蔽之曰：文言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为无民。

　　白话文报刊通过戊戌维新时期的孕育，到晚清时期已发展到“北起哈尔滨，南到广州，东自上海，西达伊犁，遍布全国近30个大中小城市，甚至连偏处边陲和世界屋脊拉萨，也在1907年创办了《西藏白话报》，此外在日本东京也出现了6种中国人办的白话报”?輥?輰?訛。到1918年，全国大约出版了170余种白话报刊，这之后，文言报刊逐渐消失，开始了白话报刊一统天下的历程。

　　从范畴上讲，白话文运动属于文体革新运动，但是它与唐代古文运动、宋初诗文革新运动又不相同。戊戌变法是19世纪末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的白话文运动就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这既是一种醒目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有着深刻的政治蕴涵。从历史的发展看，白话文运动的高潮固然是在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当中，但实际上这一运动在晚清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有了初步的气象。孕育白话运动的主要力量，当数创办白话报刊的维新派人士。通过浅显易懂的白话报刊对变法的宣传，维新派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民智，唤起了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维新时期的白话报刊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譬如，裘可桴在大力倡导白话报刊的同时，又在对白话文的论述中仍使用文言文，说明了他的白话主张仍是二元的，文言是供文人士大夫使用的，而所提倡的白话只是供那些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农工商等阶层的人使用的。白话主张的二元论使得思想意识形态上仍然对白话存在歧视。其次,不彻底的改良观念使得文言白话并存，而白话占据的是处于社会边沿的俗语小说和白话报刊等等,这阻碍了白话得到人们承认的程度，同时也阻碍了白话进入政治中心的书写,使其地位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

　　近代白话文运动的进程是缓慢的，白话报刊的发展也是极为曲折的，但是它的生命力却很顽强，它的出现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意义重大。维新人士利用报刊这一媒介推行白话文，摒弃文言文，各种启蒙民众的思想通过浅显易懂的白话走向大众，同时也推动了报刊文体向通俗化方向发展，孕育了白话报刊的诞生，促进了大众媒介的发展。同时，说明了人们对大众媒介的功能、特征的认识日益深化，从早期的“察世俗”、传播新知到梁启超对报刊缔造“新国民”的阐释，报刊的喉舌功能被维新派及之后的革命派认同并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当成救国救民之“利器”。从此，白话报刊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成为中国报刊发展的主流趋势，中国的报刊真正开始向大众传播媒介转变。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6级硕士研究生)